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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年华未阑”:文化的反思与会通(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)

    时间:2016-12-20 15:46 来源:未知 作者:admin

      

     

      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,尤其是在东亚,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,四周则称夷狄之邦。这种严内外之分、明华夷之辨的文化使命感,曾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。晚清之际,这种文化的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鸦片战争以来,西人东进,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先受挫于英法,中英《南京条约》,中英、中法《北京条约》签订,圆明园被野蛮焚毁,甲午战争中,又被日本所打败。亡国、亡种的焦虑代替了理性的价值评判,富国强兵成为压倒一切的最终目的。

      近代华夷之辨的文明变化

      面对西洋文明的强烈攻势,往日的“华夷之辨”演化为近代的“中西之争”,名称改易的背后隐藏着文化心理的巨大转变。洋务运动的失败,刺激了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。1896年,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写《原强》《救亡决论》等文章的原因时,也强调“溯源竟委,发明富强之事”。显然,在对富强的急切期盼中,近代知识精英接受了这种隐含文化霸权的思想。

      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,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渐渐丧失的历程。晚清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怀疑日渐加深,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日臻极致。有人将传统文化看作近代化的绊脚石,主张一切风俗惟西方文化马首是瞻。

      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,晚清政府和精英们不断地兴工厂,造铁路,行宪政,改官职,翻译西书,选派留学生,暂且不论其实质与效果,却将西风越煽越劲。民国肇建后,兴共和政体,改满清旧俗,而局势并未得到改观。

      若说国家沉疴日重,而向西方寻求救治良方已数十年,至此仍未见奇效。民主革命并未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结果,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动乱和更大的失望。胡适悲观地说: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。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,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,并且道德不如人,知识不如人,文学不如人,音乐不如人,身体不如人。肯认错了,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。”正是在这种“百事不如人”的心理暗示下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“全盘西化”的浪潮。

      “全盘西化”的代表人物陈序经说:“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,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。”在这种思想的映照下,传统典籍、节日风俗、语言文字等中华民族曾经引以为豪的传统文明,也在向西方狂奔的路上被弃之如敝屣。

      现代国粹主义的文化反思

      对于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来说,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是其民族内心最深层的骄傲。如果说西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中国于危亡,那么在很多人看来,中国之所以为中国,首先在于其文化的独立性与自足性。

      在这个层面上,“全盘西化”浪潮与救亡的目的也不乏南辕北辙之嫌。由此思路,章太炎提出了“用国粹激动种性,增进爱国热肠”的号召。近代国粹派的产生,使得西方文化至上论受到重击。他们试图“以西方学理为烛,照亮国学之精义”。试图打通中西,以中证西,进而昌明国学。在此之际,辜鸿铭、梁启超、梁漱溟等人再度树立起文化的自信心。辜鸿铭在《春秋大义》中还给欧洲人开出了具体的药方:“西洋文明不成。为欧洲人的前途计,应该接受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,应该欢迎我们中国的孔子之道。”

      这也正映照出当时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两种思路,即严复所言“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,即为逢迎变化之随波”。当复古资源不足以支撑文明体系时,西方文化成为了革新的方向。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,使之互相融合,并朝着既定的变革方向发展,也成为了重要的时代命题。

      时移世易,今日中国已摆脱了当年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,而如何协调中西文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,只是这一工作今天可以更为从容和理性。只要我们仔细谛听百年前的声音,自有足资今天借鉴的地方。“会通”一派的声音就弥足珍贵。

      当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会通

      “会通”一词,源于《易·系辞上》: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功,而观其会通,以行其典礼。”对此孔颖达释为“观其物之会合变通”。应该说,“会通”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思想资源,包容开放是其最重要的特质,融会贯通是其最根本的要求。

      在近代文明冲突与交流空前猛烈的时代,对于如何在老大帝国中重塑新型文化,就有人提出会通的理论:“凡国学微言奥义,均可借西种之学参互考验,以观其会通,则施教易而收效远。”这种不偏不执的态度,被视为重建文明的理性之举。“欲求超胜,必先会通”,“会通”,是重塑文明的第一步。

      所谓“会通”,意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,就要绝对避免陷入“中体西用”的心态。在理论层面上,严复认为: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,西学有西学之体用;分之则并立,合之则两亡。”在方法论上,钱穆也指出其中的要害:“实在也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。自己认识不足,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,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?”这恐怕也是今天文化建设须重加思考的问题。

      中西文化皆自成体系,文化会通更要注意避免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性损害。如西方的政治制度,是建立在其基本价值观念基础上的。对西方文明不加甄别地吸收的代价是中华文化的沦亡、消解。欲求会通,必先博观约取,为现世所用。

      所谓文化会通,不是一种文化为主,他种文化为宾;更不是一种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,他种文化只有被吸纳、被消化的命运。在急剧变化、观念多元的今天,没有哪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以政治生活为例,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固不足取,而西式民主难道就绝无瑕疵?

      文化会通就意味着要打破对任何文化的绝对迷信,重新评价一切文化的价值。发掘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现代资源,在传统与现代之间,中国与西方文化中,寻找到合适的接榫之处,理性地衡估其是非优劣。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,在欧洲中心主义日渐衰歇的时代,多元文化如百舸争流。奉西方文化即为世界文化的时代,也已一去不返。处于此际的中华文化,自然不必如百年前那般妄自菲薄,去羡慕西方的蓝色文明;也不宜文化自大,自弹自唱。

      文化会通的意义在于全面展现华夏文化中海纳百川的气魄、永无止境的气势,是其他文明的优长映照进中华文化的母体,再造一个气势磅礴的新文明。今时今地,在新的时代关口,新型文化的确立,不仅要会通古今,也要会通中西。若能如此,“会通之义大矣哉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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